厂区的道路虽说铺着方砖,可你不知道踩到哪块砖上,就会突然冒出一股浓稠的泥浆来。我们经过一个挑着电灯挖土的工棚,绕过一块水泥篮球场,穿过一片地势低洼、长满齐人高茅草的荒地,就看见了工厂宿舍区那片微暗的灯火。
沈祖英对我说,按照孙厂长的安排,我得暂时在一位姓薛的高工家住一段,“不过,你可别担心,薛工去外地出差了,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。我今天下午去他家看过一次,屋子收拾得挺干净的。你就凑合着住两天,等厂里为你安排了宿舍,再搬出来住。”
薛工的家,在一个简陋低矮的小院里。两间正屋。门前的空地上,有一块菜地。西侧还搭着一个灶披间,紧挨着山脚下的一座变电站。如果你凝神屏息,就可以听见变压器嗡嗡的电磁蜂鸣声。
沈祖英没有随我进屋。她告诉我,厨房的灶台上有一个塑料袋,里边装着挂面、鸡蛋和西红柿。随后,她又嘱咐我,明天用不着去图书馆上班,不妨先休息几天,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。有空的话,也可以去邗桥镇上转一转,买一些生活用品。交代完了这些事,祖英将钥匙交给我,就晃动着手里的电筒,沿着斜斜的山坡,高高低低地走了。
第二天早上,听着屋顶上辟辟扑扑的雨声,我憋着一泡尿,在熹微的晨光中醒了过来。起先,有好长一阵子,我都误以为自己躺在故乡安静的阁楼上,心里还在惦记着去给牛圈里的两头牯牛换草,带它们去风渠岸边喝水。被子上那股淡淡的烟味以及对面墙上贴着的几张电影海报,把我拽回到了全新的现实中。
我趿拉着鞋子,拉开门,走到了细雨濛濛的院子里。
厨房门前的空地上,零星地长着几株旅生的玉米和向日葵。院墙边堆放着几捆劈柴和树枝,树枝的缝隙中,长出了大片的牵牛花——它们顺着石头垒成的墙面,一直爬到了厨房的屋顶上。我所在的这个小院,建在一个陡峭的山坡上,高压电线从房顶上越过,在山坡下的一大片草滩里荡出了一个巨大圆弧。顺着这个圆弧往下看,我发现整个厂区蜷缩在三面环山的一个亮汪汪的沼泽地里:星星点点的厂房、工棚和砖窑依山而建,被挖开的山包露出了大片的石块和黄土。挖土机在雨中静伏。一道山间溪流,裹挟着泥浆和沙石,从茂密的树林里奔冲而下,最后汇聚成了一条宽宽的洪流,沿着山脚蜿蜒西去,将昨晚经过的那处篮球场浸泡在一片汪洋之中。
越过脚下那片长满芦柴和茅草的滩地,可以看见一排居民楼正在雨中施工。而在更远一点的地方,是大片纵横交错的河道、收割后的麦田以及隐隐约约的一带远村。
应当说,除了乱、脏和荒僻之外,这个地方与我曾经生活过的乡村没有什么不同。你知道,我在村里人艳羡的目光中,只身一人离乡背井,来到繁华的都市,可不是为了欣赏什么山野风光!在这个荒凉的山坳中,唯一显示出现代气息的设施,大概就是那条横贯整个厂区的铁路了——为了便于砖瓦外运,工厂铺设了专用的铁轨,它一直延伸到了东山的山脚下。没过多久,我就看见一辆小火车突突地冒着浓烟,从杂草丛生的铁轨上缓缓驶过。
从某种意义上说,此刻,站在濛濛细雨中正在打探、掂量这座工厂的人,其实并不是我,而是雪兰。或者说,自从我跨上102路公共汽车的那一刻起(我刚上车,一个趔趄,就把一个年轻姑娘脱在地上的凉鞋踢得找不见了。她不停地骂我乡巴佬,直到沈祖英帮她找到了那只鞋,并代我向她一再道歉),我就在用雪兰的目光,偷偷地打量这个陌生的地方。我必须将自己变成雪兰,并在心里暗暗推测,在将来的某一天,雪兰来到“南京”之后,可能会有的种种心理反应。
坦率地说,经过一连几天的冷静观察,我没有找到一丝一毫可以让我妻子感到舒心和高兴的理由。这无疑加重了我的忧虑。到了夜深人静的晚上,一阵阵向我袭来的思乡之情,也让我的心急速坠入黑暗的深渊。
当然,这个地方也并非一无是处。
这里似乎应当顺便提一下,在东边那片起伏的山峦背后(那里矗立着霍夫曼窑高耸入云的两根大烟囱,一刻不停地喷着白烟),还趴着另外一个规模更大的工厂。这座名为“9327”的钢铁厂,与它建厂时的神秘传说一样充满传奇色彩。我后来听说,空军的两架战机在例行训练时,每次飞越这片山峦,仪表盘的指针都会发生奇怪的偏转。不久之后,从北京派来的一个地质勘探队,很快就探明了巨大的磁性铁矿的准确方位。1959年3月27日,随着大批上海钢铁工人和技术人员陆续抵达,9327钢铁厂破土动工。
大批上海人的到达,一夜之间,为邗桥这个荒僻的山村增添了许多时髦的亮色——他们不仅使得邗桥有了“小上海”的名号,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这里的风俗、生活方式乃至语言习惯。比如说,我所遇见的任何一个邗桥人,都会自然地把“茄子”称为“落苏”,把“洗澡”称为“打浴”,把他们不喜欢的人通通称为“垃圾瘪三”。在写给雪兰的第一封信中,我已经将“小上海”这个地名的由来,向她详细地做了介绍。
在9327钢铁厂与我们工厂之间,有一条不长的隧道在山间彼此通连。一到星期六的中午,那些从上海来的男男女女,就会穿着鲜艳时髦的衣服,成群结队地从隧道里拥出来,穿过我们工厂的厂区,前往102路公共汽车站,去南京和上海过周末。每当这个时候,我们砖瓦厂那些衣衫褴褛、自惭形秽的工人们就会谦卑地闪向路边,自动给他们让道。
如果我现在就提前告诉你,在将来的某一天,雪兰也会身穿颜色鲜艳的连衣裙,混杂在这伙花花绿绿的上海人中,从黑黢黢的隧道一端拥出,突然出现在我的视线之内,你会不会感到有些吃惊?
这年的九月,我回了一趟老家,正巧赶上了德正的葬礼。
德正的遗体火化后,骨灰被埋在了村东的那片桑树地里,离我父亲的坟不远。在桑树的浓荫下,春琴蹲在地上,一边为德正烧纸,一边哑着嗓子对我说:
“我不管你什么薛工不薛工的,这一回,你无论如何得把雪兰带走!我就不信,你把老婆带去,你们厂长会拦着不让她进屋。你可不知道你丈母娘那张嘴!这世上难听的话都被她一个人说尽了。别说是住在别人的房子里,你在南京就是露宿街头,也得把雪兰带走。谁叫你当初急吼吼地要跟人家成亲,现在知道懊恼,迟了!说句你不爱听的话,更懊恼的事,还在后头呢。”
我对春琴说,我倒也不后悔跟雪兰成亲,而是根本就不该去南京,“早知道去那个地方烧窑做砖瓦,去窑头赵岂不是更省事?我现在连做梦都想回到村子里来放牛。”
“回来好啊!”春琴揶揄道,“你要是回来了,我们就并家过日子。家里有了个男人,也省得我们孤儿寡母受人欺负。”
大概是觉察到在德正的墓前说这样的话有些不太合适,春琴静默了一会儿,丢下手里的树枝,站起身来拍了拍身上的纸灰,接着道:
“不跟你说这些没边没沿的话了。有一句话我要先说在前头。龙冬今年十二了,等他年满十六岁,我就让他去南京找你,好不好?到时候你托托人,替他在厂子里谋个差使。”
我家的那个阁楼空关了几个月,一时无法住人,这次回乡,我只得寄居在雪兰的家里。在我终于答应带雪兰去南京之后,银娣和小武松对我的态度骤然改观。在雪兰不断的暗示、央求和撺掇下,我把心一横,生平第一次改口叫银娣妈妈。当时,银娣嘴里正含着一口饭,被我冷不防这么一叫,明显地吓了一哆嗦,被饭团噎得直翻白眼。等到她拼命地把那口饭咽了下去,泪水夺眶而出。老两口一激动,当天晚上就把家中唯一的一张大床让给了我们,他们和小斜眼三个人,挤在了灶屋里的两张竹床上。
那天晚上,我和雪兰躺在岳父岳母的大床上,在樟脑球的清香中,久久难以入眠。帐外蚊声如雷,帐内汗出如浆。我在心里琢磨着,如何将邗桥那边的糟糕境况向妻子透个底,雪兰忽然翻过身来,把湿漉漉的头埋在我胸前,低声道:
“城里总不会像乡下这般热吧?你住的房子里,有没有装空调?”
我应当老实承认,这还是我头一回听说“空调”这个词,还不能确定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物件,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,所谓的空调,大概是一种远比电风扇还要高级的东西吧。我知道,雪兰之所以会这么问,多半是缘于我在信中对“小上海”的过度吹嘘,让她对未来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。
我永远都忘不了雪兰第一次来到厂区时的眼神。我的目光叠入她的瞳孔,用不着看她的脸,我就能准确地感觉到,触目所见的荒凉和脏乱,在她心底里激起了怎样惊恐、畏惧和失望的涟漪。
烈日下的热浪,携带着令人窒息的煤烟味扑面而来。道路两旁的石棉瓦小屋,低矮,丑陋,一座接着一座。树木和植物的叶面上都覆盖着厚厚的灰土。几个头戴安全帽的工人,蹲在破烂不堪的工棚外打牌。一个肥胖的女人在面馆门口一边轰着苍蝇,一边用镊子给猪头拔毛。雪兰拎着箱子从汽车上下来,没走几步,一只脚就陷在了路上的烂泥里,怎么也拔不出来了。随后,一辆手扶拖拉机从我们身旁急驶而过,溅起沉重的泥浆,劈头盖脸地打在我们身上。
我知道雪兰心里在想什么。如果说她的眼睛睁得越来越大,显然不是因为眼前的“城市风貌”给她带来了应接不暇的喜悦,而是源于心中“妈的,我倒要看看,究竟还能糟糕到哪里去”一类的疑问、惊异和难以置信的愤怒。
在厂区大门到我宿舍的路上,我们走了半个多小时,雪兰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。当她走进了我的小屋,在桌边坐定(我端给她的一杯凉水,她视而不见),她那漂亮的大眼睛终于变得黯淡无光了。
她默默地打量着这个房子,眼里闪动着泪光,长长地吁了一口气,朝我凄然一笑,像是在安慰我似的,轻轻地吐出两个字来:
“挺好!”
平心而论,雪兰刚到邗桥的那阵子,还是打算跟我好好过日子的。孙耀庭也还算帮忙。雪兰来后不久,就被他安排到了工厂的医院,做了一名垃圾清运工。她从医院弄回了一捆浆得硬硬的纱布,拆开来,缝缝剪剪,糊在窗户上做窗纱。她受不了医疗垃圾的血渍和污秽,随后又去找孙耀庭调换工作,去公共澡堂卖起了澡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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