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问他算是法国的哪一种人。
他说,他自然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。
我问他羡慕那些资产阶级吗?
他奇怪地反问为什么?
是啊,他的奇怪一点儿也不奇怪。他有一幢带花园的漂亮的二层小房子;他有两辆车,一辆是环境部门配给他的小卡车,一辆是他自己的小卧车;他的工作性质在别人眼里并不低下,每天给城市各处的鲜花浇水和换下电线杆上那些枯萎的花束而已;他受到应有的尊敬,人们叫他“马赛的美容师”。
由此,他才既平凡着,又满足着;甚而,简直还可以说活得不无幸福感。
也联想到了德国某市那位每周定时为市民扫烟囱的市长。不知德国究竟有几位市长兼干那一种活计,反正不止一位是肯定的了。因为有另一位同样干那一种活计的市长到过中国,还拜访过我。因为他除了给市民扫烟囱,还是作家。他会几句中国话,向我耸着肩诚实地说——市长的薪水并不高,所以需要为家庭多挣一笔钱。那么说时,一点儿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……
马赛的一名清洁工,你能说他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吗?德国的一位市长,你能说他极其普通吗?然而在这两种人之间,平凡与不平凡的差异缩小了,模糊了。因而在所谓社会地位上,接近着实质性的平等了。因而平凡在他们那儿不怎么会成为一个困扰人心的问题。
当社会还无法满足普通的平凡的人们的基本拥有愿望时,文化的最清醒的那一部分思想,应时时刻刻提醒着社会来关注此点,而不是反过来用所谓不平凡的人们的种种生活方式刺激前者。尤其是,当普遍的平凡的人们的人生能动性,在社会转型期受到惯力的严重甩掷,失去重心而处于茫然状态时,文化的最清醒的那一部分思想,不可错误地认为他们已经不再是地位处于社会第一位置的人们了。
无论过去,现在,还是将来,平凡而普通的人们,永远是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。任何一个国家存在的意义,都首先是以他们的存在为存在的先决条件的。
一半以上不平凡的人皆出自平凡的人之间。
这一点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同样的。
因而平凡的人们的心理状态,在一定程度上几乎成为不平凡的人们的心理基因。
倘文化暗示平凡的人们其实是失败的人们,这的确能使某些平凡的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变成较为“不平凡”的人;而从广大的心理健康的、乐观的、豁达的平凡的人们的阶层中,也能自然而然地产生较为“不平凡”的人们。
后一种“不平凡”的人们,综合素质将比前一种“不平凡”的人们方方面面都优良许多。因为他们之所以“不平凡”起来,并非由于害怕平凡。所以他们“不平凡”起来以后,也仍会觉得自己们其实很平凡。
而一个连不平凡的人们都觉得他们其实很平凡的人们组成的国家,它的前途才真的是无量的。反之,若一个国家里有太多这样的人——只不过将在别国极平凡的人生的状态,当成在本国证明自己是成功者的样板,那么这个国家是患着虚热症的。好比一个人脸色红彤彤的,不一定是健康;也可能是肝火,也可能是结核晕。
我们的文化,近年以各种方式向我们介绍了太多太多的所谓“不平凡”的人了,而且,最终往往的,对他们的“不平凡”的评价总是会落在他们的资产和身价上。这是一种穷怕了的国家经历的文化方面的后遗症,以至于某些呼风唤雨于一时的“不平凡”的人,转眼就变成了些行径苟且的,欺世盗名的,甚至罪状重叠的人。
一个许许多多人恐慌于平凡的社会,必层出如上的“不平凡”之人。
而文化如果不去关注和强调平凡者们第一位置的社会地位(尽管他们看去很弱,似乎已不值得文化分心费神)——那么,这样的文化,也就只有忙不迭地不遗余力地去为“不平凡”起来的人们大唱赞歌了,并且在“较高级”的利益方面与他们联系在一起。于是眼睁睁不见他们之中某些人的“不平凡”之可疑。
这乃是中国包括传媒在内的文化界、思想界;包括某些精英们在内的文化界、思想界的一种势利眼病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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