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九十八年的统治时期,科举是基本废掉了的。没法不废。若延续,考什么呢?还考四书五经?岂不等于替汉人招文化之魂吗?科举一废,“往圣”之学的继承,便从公开转入了“地下”,由塾授馆授转入了秘密的家传族授——而这是危险的,一旦有人告发,很可能被视为“怀复宋之心”,因而大祸临头。
在元九十八年的统治下,汉民族的传统文脉差不多是断了运象的。而元留存史上的文化成果,基本便是散曲、杂剧;关、马、白、郑而已。
散曲初现于唐。唐是多民族相融的朝代,散曲于是有别民族的语言风格。与唐诗乃文人雅士的事不同,散曲更属于底层人的最爱,声靡于瓦舍勾栏之间。至宋,词风甚盛,散曲之声寂焉。
元使汉民族文人士子的地位沦落,亦不再敢以诗词抒情明志,遂将被压制的文才转向了散曲。因这专业群体的参与,散曲也多了几分瑰丽旖旎。
但细论起来,散曲的严格定义,应是——元统治时期由汉民族发扬其魅力的文学现象。关、马、白、郑四大家,皆汉人也。
先是,蒙古军团灭金后,他们都是不得已地成了长江以北的元朝人,否则死路一条。为了生存,亦不得不折腰服务于元。蒙古军团攻南宋时,关汉卿曾以医职服务之。而南宋即灭,七旬老翁关汉卿逝于江浙一带,比关汉卿年轻许多的马致远还在浙江一带做过元朝的小官。正所谓“国破山河在”,大家都得活。
关也罢,马也罢,他们的剧作,其实无敢以元为背景的,反倒都以宋为背景。若以元为背景,则肯定悲也是罪,讽也是罪,怎么着都肯定是罪。而以宋为背景,好写多了。一概宋背景下的悲欢离合,嬉笑怒骂,元统治者都当其是在反映“万恶的宋朝”。
白朴和郑光祖,也只能循此路数。
元统治者的眼,对他们这些汉裔文人,盯得很紧,身家性命不能轻,又哪里敢以剧作造次呢?
至于他们在散曲、杂剧方面的成就,后世好评多多,已获公认,不赘评。
单以马致远一首《双调》为例,其胸中纠缠郁闷,足见一斑:
酒杯深,故人心,相逢且莫推辞饮。君若歌时我慢斟,屈原清死由他恁。醉和醒争甚。
屈原坚持节操而死,由他死他的吧。谁醉谁醒,争个什么劲啊!
元的亡,亡于作为统治集团,自身文化积淀浅,又不善于取长补短,充分利用“汉家”文化之“先进”因素,整合人心,是以亡得较快。
明朝的朱元璋在此点上却是有着清醒认识的。他这位因人生潦倒而当过和尚,也当过起义军首领的皇帝,对孔孟之道还是略知一二的。初登基时,他向朝野一再表示,自己一定会行仁政,做个好皇帝。因为他有此种表态,当然便有各色人等向他宣扬孔孟之道的德性作用。也许正是在这种情境下,某个冒失鬼,哪壶不开提哪壶,顺嘴溜出了孟子那句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”的“混账话”——对一切帝王,那话肯定是“混账透顶”且振聋发聩的。朱皇帝当时就火了,要传旨将孟子捉到砍了。这事正史上未提过,野史中传得很广,可信度不高。向来孔孟并提,凡是个汉人,谁人不知,哪个不晓?尽管在元朝被“冰冻”了98年,那也由地下的家学播在了一代代汉子孙心里呀。
虽不可信,但自明始,孔孟之道变成了孔子一人之道,这却是真的。结果“亚圣”被剥夺了“圣”名,连其塑在文庙中的像,也遭捣毁,当垃圾清出了文庙之门。
政治本不是谁都“玩”得的国之顶层大事,偏偏孟子尤爱议政。这一点上他就是不如孔子明白。人家孔子除了“克己复礼”,关于政治很少发议论。最有冒犯意味的话,不过就是“苛政猛于虎”。帝王皇上可当诤言来听,没有颠覆性。
朱皇帝之登基接近“顺承天意”,推翻元朝符合最广大汉人的心思——元的晚期,人口已近九千万,而土地越来越集中在达官显贵及地主阶级名下,实际上绝大多数农民几乎都变成了佃户。而且,元代加强了对最底层人的户籍管理,被划入另册将世代为奴作婢的人口尤多。他们除了造反,再无别种改变命运的可能。天灾战祸,亦使流离失所背井离乡的游民人口大增。元晚期的腐败加速了它的灭亡,可谓支撑乏术。
朱皇帝在文化上独树孔子之后,不久恢复了科举。这给元时“十儒九丐”的潦倒文人士子们打了一针强心剂,使他们的人生又有了希望,又有了奔头,都以亢奋之心跻身于科举“管道”,于是传授入仕经学的书院书馆及塾学堂,如雨后春笋。
实际上,元时以私人学名开馆授业的现象更司空见惯,最多时达四万几千处,而明中期才一万几千处。这是因为,元朝廷与军队逃离中土之际,不但带走了蒙古人,也卷挟走了不少汉人——至明中期,在籍人口方达到六千余万。而明的院、馆、塾,与元有本质不同。后者所教授,在废了科举的情况下,只能以艺技为主业,即谋生手段,如现在的“文艺培训班”;而前者,则又重新祭起了“修齐治平”的经世之道的旌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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